打造具有体系性的绿色生活方式

2021年两会上，“碳达峰”和“碳中和”引起了热烈讨论，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些目标离不开亿万公众的共同努力。不仅仅是碳排放，日常生活中吃、穿、住、用、行等各个方面都会对人们生活的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绿色生活方式。

消费与美好生活具备协调潜力

当我们探讨绿色生活方式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在现在的物质条件下，绿色生活不符合人性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基本逻辑是绿色生活方式需要减少资源使用，降低碳排放，这就代表了一种物质要求极低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显然是不符合大部分人需求的。当然，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类的生存本能，追求物质享受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来说，绿色生活方式并不是要求人们过苦行僧般的生活。

事实上，更好的物质享受，比如对舒适、清洁与方便的要求，并不直接与物质产品的占有和不断更新相关联，以服务替代物质的更新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例如，法国供热商由直接向用户提供能源和供暖设备转变为提供全方位的“温暖服务”，用户只需根据温暖程度付账，由供热公司根据提高效率和实际情况为用户选择管道煤气还是壁炉取暖。无独有偶，美国开利空调公司决定从提供空调产品向提供“凉爽服务”转型，提出了“出租舒适”的设想，不仅向用户提供空调系统，还提供改进照明系统、安装节能玻璃甚至更新客户住宅装修等服务。以服务的更新代替产品的更新，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佩尔·奥特内斯认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应是“关于孤立产品的孤立选择”，而应是“各种成套的商品与服务”以及供应系统。奥特内斯将其称为“日常生活的使用学”（chreseologyofeverydaylife）。人们在现代化厨房中将烹饪用具、能源、电器和水等结合起来烹制食物，但是每一个家庭的烹制技巧、食材的选择、口味的选择等都十分不同，如北方人更爱熟烂的炖菜、南方人更喜新鲜的炒菜。因此，我们虽然可以预见烹饪的结果，却无法预知食物的味道。以奥特内斯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厨房以及其他生活背景，包括浴室、客厅、书房等，“它们是行动者利用烹饪或园艺工具的具体背景，而这些工具只有在集体社会物质系统连接的时候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日常惯例、惯习甚至文化背景等才是支撑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

伊丽莎白·肖芙等学者认为应当把家庭消费的文化层面置于研究分析的中心，这些文化层面就是指人们赞同并遵循的“舒适、清洁与方便”的标准。在分析家庭消费行为的时候，学者不应仅考虑消费品和基础设施（如自来水、电、太阳能）的影响，也应当将人们惯常遵守的诸如基本的卫生标准、普遍的使用需求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比如，人们在销售或购买冷柜、冰箱、浴缸、厨房用具和取暖设备时，虽然舒适、清洁与方便的标准是由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但是，某人一周洗淋浴的次数不仅取决于其所从事的工作或参加体育活动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对普遍的清洁、舒适程度的认知。同样道理，美好生活的标准是不断被改变和重塑的，这些标准因时代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而千差万别。人们对于生活中物质层面享受的追求，其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可以是天壤之别的。人们对于这些基本标准的追求直接影响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对这些基本标准的追求也直接影响着能源、资源的使用数量和使用效率。

因此，我们不能将消费或对物质享受本身看作一切环境问题的根源，因为消费增长、消费异化而憎恨消费、排斥消费，这并无益于绿色发展，也无益于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循序构建绿色生活日常体系

笔者认为，绿色生活方式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下是有可能实现的。简单来说，未来绿色生活方式从产生到发展至少应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绿色生活方式的产生阶段。绿色生活方式过去曾经渗透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种种事实（如用淘米水浇花）。诸如此类的环境保护行为，是既有生活中不被察觉的小细节，其中也有上升到社会政策层面的大事件，而这些事实恰恰代表了绿色生活方式萌芽已经产生。换句话说，绿色生活方式与那种完全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的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只要意识到了这些环境、资源问题的存在，进而做出行为的改变，都能够成为绿色生活方式的来源。当然，在绿色生活方式产生之初，我们还不能判断某种行为或是某项政策是否真地对资源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仅仅能够体会到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差别，这在绿色生活产生之初已经足够。

第二，绿色生活方式的创造阶段。人类的想象力无穷无尽，以至于一旦开启了某种意识，人类就能够本能地带着这种意识展开探索，完成一系列的创造。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做的更多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生活中更多的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行为；二是对所有发现的生活中被认为有利于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考察，以检验其是否真的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改善。实践证明，人类有能力从事这种保护资源环境、挖掘自身潜力的创造活动，并将其发扬光大。美国建筑师迈克尔·雷诺兹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大地之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尝试用废弃轮胎、酒瓶和易拉罐等“垃圾”建造房屋，利用新型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电能，实现房屋能源自给自足，“大地之舟”中还有能够提供食物的阳光房（种植瓜果蔬菜），可以收集雨水经过过滤后用于饮用和日常洗漱、清洗，废水经过过滤后排到野外。迈克尔·雷诺兹在世界各地建造“大地之舟”，其理念就是实现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这只是人类绿色生活方式创制过程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诸如产品的革新、机制的改变，都是整个社会绿色发展的组成部分。

第三，“前卫群体”的带入阶段。在消费领域，一些新的商品一旦出现，总会有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主动去尝试，生产者也会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把新的商品推向一部分特殊群体率先尝试，这就是所谓的“前卫群体”。需要说明的是，“前卫群体”对于商品的态度其实并不能代表所有消费者的态度，“前卫群体”甚至不应当代表其他消费者表明态度，或是喜欢或是讨厌。表明态度也许可以带动一部分消费者购买商品，但负面的态度也许会把更多的消费者阻隔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所以，“前卫群体”最大的价值就是无视其他消费者的反应，仅仅是使用商品并让其他人知道，他们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比如，近年来有一些环保人士开始践行“ZEROWASTELIFE”，这是一种崇尚极简、不浪费、再循环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国内也有一些“前卫群体”已经开始尝试断舍离的极简生活，虽然他们的实践行动并不一定能够把“ZEROWASTELIFE”这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铺开，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们的实践正在证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实践的象征性意义——对环境的关注、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对生活的改变——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

第四，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阶段。埃尔潘说：“一项革新只有与其他商品形成体系时，它才能对日常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体系”在这个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事务和行为或许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改变不是发生在某个群体、某个阶层或某个区域和国家，而应当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的改变。简单来说，以垃圾无害化处理为例，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仅仅追求设立几个垃圾站，而是转向对垃圾分类到回收再到无害化处理的一整套体系的建设。虽然上海等几个城市已经相继试点，但距离形成低成本可持续的、能够完全纳入日常生活系统中的垃圾处理模式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绿色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那么绿色生活方式则是广大居民参与绿色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洪大用曾谈道：“建立绿色生活方式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第一，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第二，绿色意识的兴起。”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来看，这两个基本前提已经实现。近年来，国家层面和公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活态度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绿色生活方式将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