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

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应用对策研究大多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之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涂尔干的《自杀论》，乃至韦伯的官僚制研究，无不如此。事实上，好的经验作品，往往出自理论家或具有某种理论风格的学者之手。可以说，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正是根植于观察具体经验、对其作深入理论思考、给出最终改革乃至革命的方案这一整套逻辑之上。对于当下而言，基础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也应该秉持这一传统，这是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和活力所在。

学科内部存在理论与经验研究分野

然而，在社会学内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因其直接研究对象和抽象层次不同而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相比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时代，当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分野乃至隔阂，在学科内部分工细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范式成为整个社会学主流范式之后，这种隔阂更为明显。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默顿的中层理论影响了很多人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一部分人以此来判定支持经验研究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或由经验研究得出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而言，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复杂性增加，他们对理论有着急切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无合适的理论可用而对抽象层次更高的、无法直接指导具体经验研究的理论“望尘莫及”。而理论的有用性往往被定格在是否能支持经验研究这一维度上。不过，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却并不因此而认为自身陷入了危机。相比于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其自足性更高，但正是这种自足性使得他们无须充分把握现实经验即可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会选择性忽视默顿式的中观研究。所以，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难免要指责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因指导理论匮乏而对新潮理论趋之若鹜，也会贬抑他们因缺乏理论洞见而进行的重复研究的价值。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隔阂，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的跨学科运动。如下情景已不陌生：社会学中从事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对其他学科进展的了解和吸收，很多情况下要甚于对彼此的了解和吸收。例如，对诸如企业治理、大数据、金融乃至农业发展等议题的研究，还有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其研究灵感或视角一开始并非直接从社会学内部获得。这种跨学科运动本身无可厚非，而且理应支持，但也说明，社会学基于学科自身和内部互动所营造出来的创造力已显不足。所以，只有把从事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理顺了，才能产生更多更好的应用对策研究。

从经验研究中逼近基本理论

实际上，就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对理论的需求可以看出，指导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隔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考现实根本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无法为经验研究提供可操作化的具体理论。基础理论一般被称为“宏大理论”，而目前的现状是，此类理论研究并不会因为经验研究的需求而主动“降格”，事实上，“宏大理论”较难被拆解成可供美式中观经验研究使用的小理论。但与此同时，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的诉求恰表明，他们对一种深层次的理论，也就是比中层理论更为根本的理论也有一种诉求，特别是当研究者开始对重复研究或碎片化研究越来越不满时，这种感受会更为明显。由此，更为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变得可接受，其在理论层次的拓展和革新方面变得可期待。

近年来，社会学界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很多重要尝试。不过，国内的基础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很少是由理论研究者发起，而多由做中观研究的学者推动。在此之前，有学者曾尝试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综合起来加以反思。以李丹的《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为例，其做反思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对具体经验研究的案例和解释逻辑进行分析，看其社会学解释的逻辑性和经验推理特征，还试图评价其有效性或解释力。此外，《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也有同工之妙。不过，尽管其意图与此处讨论的目的相仿，但对研究的实践性面向考虑不足，或者说，其并无这样的直接诉求。但是，国内另一些做中观研究的学者所推动产生的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弥补了这一点。他们以一种类似学术界的全产业链的方式，推动了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

这类融合发展也可以组织社会学中的产权研究和官僚制研究为例。与纯粹的归纳描述和用理论简单分析的经验研究不同，此类研究发端于美国的组织研究，但在遭遇中国现实经验时，一开始便从组织要素中的产权和科层制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出发，并不断调适这两个理论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试图回答这样两个基本问题：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产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何通过对该问题的回答来回应各方多重的利益诉求，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作为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其具体承载的官僚制，对它的研究，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产生社会学中国理论的重要突破口。这种从经验研究中去逼近基本理论问题的尝试，其对现实的意义无疑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参与其间的学者，在政策建议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分立到融合：

促进应用对策研究开花结果

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其研究路径不是对纯粹理论研究的否定，也不是对归纳描述性研究和理论应用分析性研究的贬抑，而是试图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构建若干通途，以达到融合发展的目的。

社会学内部需要这样的机制来带动和激发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融合，下面仍以官僚制研究为例。首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有关官僚制的研究就得到了来自理论研究各方的支持。诸如新近对韦伯官僚制和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官箴书的研究，都极大地支持了当前组织社会学中的官僚制研究，助其脱离公司化解释向更完善的理论解释迈进。换言之，尽管经验研究有极强的理论诉求，但因其研究领域和精力的限制而往往对理论研究力有不逮，理论研究者的助力在这里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其次，对于经验研究本身，有关官僚制的研究也是如此，基于这样的理论诉求，所带动的哪怕是最基本的归纳描述性研究和最简单的理论应用分析性研究，也都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展官僚制这项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由此，从杂多的经验研究到基本的理论研究，其融合的路径得以建立。

显然，这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如何积极回应时代要求，不断提炼相应的学术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来开展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无疑将重新赋予学科以活力，服务社会的学术生产力也将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