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CPI与PPI的“剪刀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环比持平；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7%，环比上涨1.2%。我国自年初以来就开始形成的CPI与PPI“剪刀差”现象进一步加剧。

从CPI指数的构成而言，CPI与PPI“剪刀差”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产业链上游的物价上涨没有传导至产业链下游。实际上，在CPI的商品构成中，非食品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如水泥、液化石油气、汽油、柴油、小汽车等商品的价格均有上涨，涨幅在0.6%—25.7%之间，产业链上游的物价上涨趋势显然已经波及产业链下游。然而，由于食品商品在CPI指数中的较高权重及其正在下降的价格，如猪肉价格9月同比下降了46.9%，一定程度上拉低了CPI指数的涨幅，造成了产业链上游与下游价格似乎完全无关的假象。但即便如此，CPI与PPI“剪刀差”的持续拉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担忧。

这是因为CPI与PPI“剪刀差”的持续扩大，一方面会扭曲价格信号，不利于宏观政策调控发挥应有效果。以货币政策为例，商品物价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取向调整的根本基准，产业链上下游价格的长期大幅度背离现象将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和实施思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产业链下游企业将面临成本上涨而价格不变的困境，这将大大“剪掉”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背景下，下游企业利润的持续降低会通过收入增速停滞并间接抑制消费复苏从而最终影响整体经济复苏。因此，缩小CPI与PPI“剪刀差”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从产业链上游看，造成CPI与PPI“剪刀差”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的因素。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得力以及国际疫情反复不定，我国生产与出口贸易的景气程度已远远高于疫情之前，这导致我国近两年大宗商品的进口规模大幅提高。由于我国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缺失，再加上国内电煤供给规模在自然灾害冲击、能耗双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增长缓慢，大宗商品价格也因此在需求激增、供给不足甚至资本炒作的背景下持续走高。如仅2021年1—9月，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已累计上涨52%，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铜3个月价格上涨25%，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铝3个月价格上涨47%，这是PPI指数快速上涨的关键原因。

从产业链下游看，造成CPI与PPI“剪刀差”的原因包括产业发展阶段限制与居民消费复苏缓慢。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绝大多数下游产业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和发展基础较好，当外部需求开始恢复时，生产环节复苏甚至再次繁荣较为容易，但受限于充分甚至已经过度的市场竞争，大量下游企业并没有提高产品价格的能力和底气，只能在企业内部消化由上游传导而来的成本上涨压力。深层次看，由于疫情对居民收入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居民消费的价格需求弹性开始提高，居民消费决策更加关注商品价格的高低，再加上我国下游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不多，居民消费的忠诚度不高，企业在提升产品价格时会面临损失市场份额的风险，这也使得企业不敢轻易作出涨价抉择。

从产业链传导过程看，造成CPI与PPI“剪刀差”的原因是价格机制没有在成本的产业链传导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与上游企业相比，下游企业的产品价格变化并不直接受大宗商品的影响，而是受商业和工业用电、成品油、铁路货运等中间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当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开始通过油、电、铁路货运等行业向下游传导时，由于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接受国家指导并受到价格浮动区间的限制，比如我国非高耗能企业的电价上下浮动区间都必须在20%以内，这极大限制了产业链上游向下游企业完全传递成本的空间。与此同时，这些位于中间渠道的企业多为央企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其并不能将上涨的成本幅度完全转移至下游企业。

因此，CPI与PPI“剪刀差”现象并不是单一的价格变化问题，而是由全球化竞争过程中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价格传导过程中的产业链上游与产业链下游、要素配置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主体、收入分配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等一系列重要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匹配所引致的复杂现象。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在短期内采取包括增加电、煤和铁矿等能源产品的供给，加大对下游民营企业的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严厉打击大宗商品炒作行为等措施来缩小CPI与PPI的“剪刀差”，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着眼于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培育，从提升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消费需求的内部份额和精准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来缩小CPI与PPI“剪刀差”。

第一，坚定不移地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让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与传导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畅通价格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传递渠道是缩小CPI与PPI“剪刀差”的前提。确保价格传递渠道的畅通必然要求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对重要的比如电力、能源、铁路货运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商品服务既要实施指导价格和浮动区间，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长期稳定，也要尽可能地提高市场因素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权重和地位。此外，对导致产业链上游价格上涨的不同原因，应该制定差异化、科学化、便捷化的价格调整机制，确保价格在产业链上下游间传导的及时性、真实性、透明性与可预测性。

第二，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产业链的竞争能力。归根结底，全球化时代的商品价格会受到产业链竞争能力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链整体竞争能力越强，其议价和定价能力就越强，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价格分化的可能性就越低。针对我国产业链上游企业缺乏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和下游企业过度的价格竞争问题，要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产业链上游的市场集中度，加快构建进口大宗商品的集体谈判机制，避免出现国内企业在进口过程中的相互竞价。同时，加快培育成熟有效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产业链上游企业大宗商品的国际议价和定价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下游产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监管力度，坚决遏制下游企业进行无序的价格竞争，让市场出清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同时大力引导下游产业和企业展开质量、技术和品牌竞争，培育更多的具有消费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第三，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国内需求在全部消费需求中的比重。过去两年，外需增长快与内需增长慢分别是导致PPI上涨快和CPI上涨慢的重要原因。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来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发展是缩小CPI与PPI“剪刀差”的重要抓手。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一方面，着力降低成本，继续推动减税降费，为企业提供更多利润空间。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降低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成本，为促进消费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改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和减轻税费负担，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等多方面同步发力，形成支撑国内消费需求稳步提升的制度体系，不断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第四，坚定不移地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性与精准性。CPI与PPI的背离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从经济系统的运行逻辑看，CPI与PPI关系密切；从各自内涵与影响因素看，CPI与PPI的变化趋势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破解CPI与PPI的背离难题既需着眼经济系统，从国内外需求、产业链上下游、政府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等多个环节同步发力，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性，增强经济指标变化的联动性；又要立足个体领域，对CPI与PPI各自遇到的问题和原因进行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精准性，确保经济指标变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