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智媒化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和动力。繁荣乡村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与价值追求，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与实现路径。在信息化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现代媒介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技术力量。5G时代的智能媒介技术，推动了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乡村化实践。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出乡村社会虚拟化”的真情实景，更好地凸显地域文化、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智能媒介不断弥合城乡缝隙与时空区隔，建构了数字化双向互动通道，人们通过具象且直观的方式接触、认知与传播着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要科学地把握和运用智媒传播规律，让“正能量”驾驭算法，提振乡村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力。

建构乡村多元传播主体

联动机制

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播特性表现为自上而下、垂直化、单向的线性模式。随着乡村数字化、智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传播中出现了多元性、差异化的行为体，打破了以往的单一主体模式。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媒体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均成为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要力量。在新型智媒传播格局下，各主体要有位”——因地制宜地明晰职责定位；要有“为”——协同共进、有所作为，实现基层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运作的良性发展。

政府作为主要主体应发挥主导作用，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成为政策制定者、资源保障者及实施引导者。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赋能下乡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传播主体的自身定位及文化话语存在差异性。因此，政府应建构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模式，实现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创新优化乡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村民应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身份认同感，主动成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与受益者。有学者建议，将发展传播学中“参与式传播”理念融入乡村振兴实践中。在这一视域下，村民应成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性力量，建构乡村文化各项事务的主体意识、提升参与效能，结合乡村本土文化优势，积极开展各项特色文化活动。

新乡贤、媒体、基层企业及民间社会团体等各界力量应积极参与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对内”要有效汇聚优质文化资源，成为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的桥梁；“对外”要赓续、挖掘与传承乡土文化，创新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路径，发挥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功能，推进乡村公序良俗工程建设。

建设内容融合创新的

文化传播体系

当技术、流量与需求成为影响智媒传播的重要因素时，具有公共需求、文化价值和教育功能的信息较难突显。智媒嵌入乡村日常生活，人们通过短视频与直播平台进行自我表达，乡村文化的“本真性”易遭遇商业话语解构、陷入狂欢陷阱，这会冲击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力与引领力。针对相关问题，主流媒体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乡村文化传播的使命，一是有“情”，以“情”动人、感染人、影响人，触动受众情感共鸣；二是有“料”，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内容深度，把握乡村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

坚持技术创新，重塑乡村文化的展演形式、创新视听模态。可运用影像记录、虚拟现实、信息化共享等形式，建设“VR/AR乡村文化体验馆”“数字文化博物馆”，呈现与传承乡村民俗、节庆、戏剧及风土风貌，增强受众沉浸式传播体验。

坚持文化创新。以创意化实践对接乡村传统，使乡镇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网络文化及流行文化有效融合。例如，河北隆化西道村以特色草莓种植为依托，塑造农旅融合的草莓文化品牌；贵州凯里挖掘苗绣技艺，融合时尚风格，举办国际化的苗绣展。这些实践都增强了乡村特色文化的活力与可持续性。

坚持守正创新。主流媒体应创新话语体系，发挥其权威性与公信力作用，使党和政府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住进乡民心中”。

健全智慧化全方位智媒传播矩阵

传统乡村媒介格局面临介质单一、传播效能低的困境。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建设应将多元化与智媒化的媒介形态深深嵌入乡村文化结构中，建构泛在化的传播场景，做到有“时”有“势”。提升文化传播时效性，全方位、精准化贴合乡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传播势能，使大喇叭、纸媒、电视媒体等传统媒体与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兴媒体形成互融共通、联动共振的传播矩阵。

基于算法技术，培育“智媒+”乡村文化，增加直播、短视频等智媒平台中乡村文化题材的曝光率，提升信息推送的精准度。例如，浙江绍兴灵芝镇大树港村文化礼堂的“直播+文化礼堂”平台，对折子戏等传统戏剧展演进行直播，提振了乡村文化的附加值与竞争力。

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县级媒体的有效传播。县级媒体在切实满足人民信息需求、联结群众、加强风险防范力度、打造舆论阵地中承担重要责任。当前，“两微一端一抖”已是县级媒体平台延伸的标准配置，应利用主流媒体的平台优势，辅以贴合乡民媒介使用习惯的农村大喇叭，助推乡村文化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与智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