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村人才培训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然而，目前乡村治理存在的最大短板是人才缺乏、老龄化严重、文化素养偏低，特别是现代管理能力水平不高，不能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多年来，一些乡村的人才培训以其直接性、快捷性、有效性大大推动了乡村治理发展。但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需要进行体系化建设和制度创新。

乡村人才培训发展势头向好

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人才培训教育成为工作重点。近年来，乡村人才培训发展势头向好，一些地方探索创新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一是以党建为引领的乡村人才培训行动。作为乡村干群的领头雁和模范先锋队，党建工作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说，乡村社会好不好、乡村组织强不强，关键在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因此，一些乡村将党建作为“牛鼻子”工程来抓，培训工作也由此展开。这包括培训工作由党组织抓，培训任务由党校开展，参与培训人员以党员为中心，培训内容是“党建+”。由于党建培训属于一种特殊化培训，要求标准高、纪律性突出、党性原则强，取得的成效显著，深受广大党员和全社会的肯定和赞扬。如四川大邑县通过“微党校”建起“党建大课堂”，为党员群众讲授“党校+精准扶贫”“党性+法治教育”“党性+创新创业”等；天府新区乡村振兴党校（学院）在煎茶街道搭建“三花一彩”微党校教育平台，孵化和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人才培养内容。乡村人才培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贴近乡村社会实际，从问题出发解决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这与其他层面的培训工作趋于务虚甚至陷入形式主义不同。除了党性原则教育外，反腐倡廉、农业技术、工艺旅游、电商业务、家风家教、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都会成为培训的内容。可以说，是问题需要解决才调动乡村人才培训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便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四川巴中村政学院从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干部、退伍军人、回乡创业人员等十类人中遴选人才，设置“党性教育+实用技术+N”课程，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等方式进行培训，在乡村人才培训中产生了较大反响。

三是全方位开展协同式的乡村人才培训活动。乡村虽处于社会基层，但由于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乡村人才培训往往并不孤立，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元互动协同发展。这包括外与内、左与右、纵与横、上与下等的共同作用和协同推进，是突破中国乡村社会人才困局的关键。如广东云浮乡村振兴学院构建的“政校合作”“省地共建”“村镇课堂”办学体系，避免了孤立的单兵作战。四川天府新区“梨花微党校”依托“天府微博村”，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特聘高等院校、社科院专家为学员讲课，其协同合作意识是非常突出的；新兴街道依托“和盛书院”，整合全国乡村振兴专家智库资源，开展讲坛活动26期，积极建设乡村振兴培训高地。由此可见，只有实行资源共享、力量共聚、优势互补、多方协同，乡村人才培训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四是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乡村人才培训方式。除了常见的“派出去和请进来”培训方式外，许多地方加大了乡村社会内部的培训力度，特别是建立适合广大乡村社会实际的各种学院。如成都在全国率先以品牌化、系统化建设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培训体系，打造村政学院、社区学院、社会组织学院、社区美学研究院等13所基层治理院校，以及微党校、和盛书院、老龙微博村的乡村振兴学院等村域教育培训平台，构建多层次基层队伍和村社区人力资源支撑体系。浙江实施乡村干部导师帮带制，让有“农村百事通”之称的乡镇干部帮带乡镇年轻干部。广东云浮乡村振兴学院的人才培训向乡村前线延伸，形成“一镇一品牌、一村一特色”。由此可见，个性化的乡村人才培训既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度规定有关，也与民间的创造性智慧分不开。

在观念更新和体系化建设方面

任重道远

乡村人才培训在全国各地开展，其成功经验也非常宝贵。不过，从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看，乡村人才培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尤其是在观念更新和体系化建设方面更是任重道远。

首先，开拓和加强乡村人才培训组织与机构建设。目前，就乡村人才培训而言，自上而下、由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推动建立培训机构为主，而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自组织的培训机构较少，这势必影响人才培训的广泛性、自主性、民间性，也不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后，应加大乡村人才培训的自组织建设力度，这种非正式机构既是正式机构的一种有力补充，也有助于深化民主参与和强化民意基础。

其次，丰富和拓展乡村人才培训的内容与视野。由于实用化倾向和视野所限，当前的乡村人才培训内容结构还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一方面，有问题意识是目前乡村人才培训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将重点过于集中在经济、技能培训上，导致缺乏更长远的目标要求。科恩说过，民主所需的智力条件中，不仅要有实用教育，还应具备人文教育、美学教育、交流的艺术等。而后者则是最重要的，但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乡村人才培训应是如此，除了现在比较重视的实用教育培训，还应加大在人文、美学等方面的培训力度，这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支撑实用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交流为例，在乡村协商民主治理中，不少干群苦于不懂程序或过于依赖西方程序，从而导致协商过程中不知所从、缺乏耐心和智慧，往往变得无法协商甚至不欢而散。

再次，进一步推动实现乡村人才培训方式的多样化。应该说，当前的乡村人才培训丰富多样，但与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异彩纷呈的创新性典型示范还有较大距离。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新科技进行线上培训，以便更广泛提升广大干群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大线下实地特别是农村一线的培训力度。不解决农村农民培训问题，任何政府引导式培训都会收效甚微，甚至变得流于形式。更应强调的是，要改变当前由领导、专家向广大乡村干群宣讲的单一培训方式，建立让广大乡村干群也成为讲授主体的制度机制。比如，让基层干部特别是优秀基层干部传授实际经验，也可让村民针对致富、敬老养老爱老等经验登台讲述，还可开展干群间的讨论，以便将单一的“讲解”变为全面参与的平等、有尊严的“对话”。浙江桐庐县创新“周末选学”，通过互相授课、研讨、调研，加强党性原则、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提高专业能力水平。这一培训年轻乡村干部的方法有一定启发性，可进一步向更广大的村民开放推广。只有让广大干群都有机会积极主动参与、表达、讲解，培训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乡村人才的快速成长才能变成现实。

最后，创新更为开放的乡村人才跨域培训交流平台。应该说，多样化的人才培训已在全国乡村铺开，其协同发展也初见成效。不过，单一性、原子化的培训仍是乡村人才培训的基本状况。在村与村、乡镇与乡镇、县与县之间甚至更大的范围内，乡村人才培训还缺乏整体性和联动性，其互帮互助的功能也没得到充分发挥，相关资源更未得到共享，甚至出现相邻村庄一个治理得好而另一个治理得差的窘况，这在倡导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中值得深思。单个的乡村人才培训搞得再好，也是缺乏发展后劲的，应搭建跨村域、镇域甚至县域、省域的乡村人才培训联动平台，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推进乡村人才培训的升级再造。

当然，乡村人才培训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乡村治理甚至国家治理不可分割，更与顶层设计和相关制度安排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这为新时代乡村人才培训确立了基调，也提出了明确要求，需要包括广大乡村干群在内的全国人民付出更大努力，贡献更多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