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复兴贵在转化创新

书院发端于唐、成型于宋，主要讲授儒家学说，是古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产物，也是华夏先贤的伟大创造。

早期书院多属民办，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南宋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开创书院制度化与书院理学一体化格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离不开书院对儒家道统的持守。历史发展中，书院兴衰流变，但其藏书、讲学、著述、奉祀先儒等教化功能一以贯之；其传承、创新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千余年中国的命运。宋元明清，书院和理学一道担起“治国平天下”使命，对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维系中国“大一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院规制被东亚及世界各地吸纳，成为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与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作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

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世尊“朱子”，是理学集大成者，也是书院文化集大成者，其诞生至终老，包括童蒙、治学、仕进、授业、著述等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度过。闽地誉称“理学名邦”“闽学摇篮”，皆同朱熹和书院密切相关。

朱熹一生创办、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多所。南宋之初，朱熹为救亡图存，在闽北先后创办寒泉、云谷、武夷、考亭等几所书院，留下他和弟子们构建理学付出艰辛的历史印记和文化丰碑。其中，“武夷精舍”（今武夷山“朱熹园”）和“沧州精舍”特具历史性意义，朱熹在此修撰《四书章句集注》，完成理学体系构建，培养理学菁英“数百千人”，形成彪炳理学史的闽学。“沧州精舍”建于绍熙三年（1192年），位处闽北建阳（今南平市建阳区）的考亭，淳祐四年（1244年）宋廷赐其名“考亭书院”。

考亭书院是朱熹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也是其晚年定居之所。这期间，朱熹被朝中佞臣诬为“伪学魁首”，遭受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坚持讲学著述，捍卫儒道和构建理学矢志不渝；他在弥留之际，仍抱病修订《大学·诚意章》和《楚辞集注》，发出护国济民的绝唱。辛弃疾祭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后人将闽学称“考亭学派”，也是对朱熹人格和书院道场的礼敬。

考亭书院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在于其自身价值，是朱子理学集大成和考亭学派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是理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在于其社会感召力，是南宋时期中国理学的研究中心，由此带动理学和书院在各地的兴盛及至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

朱熹自办的书院，其设施都很简陋，但学界认为：“以当时的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能与（北宋）四大书院相比，但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还有如下看点：一是朱熹为政清廉，少有积蓄，但凡自办书院都“自掏腰包”；他率弟子勤工俭学、搭梁叠瓦，茅屋草寮即为书院。显见其公私分明、俭以养德；二是朱熹自办的书院都自称“精舍”或“草堂”，冠名“书院”都是他去世后朝廷或官府所赐，后世的历代扩建，是对其思想的褒扬；三是朱熹每逢为官主政一方，都对修复书院、办好书院倍加用力。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在他的主持下得以修复扩建，匡正学风，熠熠生辉。可以说，朱熹是保护和发展书院的楷模。

所以说，评价一所书院的价值，不仅要看其建筑年份多久、规模多大，更要看其对民族精神的滋养有多丰厚、铸造文明的功绩有几何。

（二）

儒学和理学皆为治国之道，书院也必然是教育与政治的交汇。西汉尊儒术、东汉发明造纸和印刷术后，官府私家的藏书大都青睐儒学典籍。故书院在宋以前主讲“五经”，理学兴起后则以授学《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围绕“仁义礼智信”和“存理灭欲”等思想，完善儒家伦常，规范人们行为，以化解社会矛盾，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

南北宋之交，书院尤为重视德育，对督促统治者整饬吏治、节制贪腐和引导社会拯救国家、提振民心等，都产生巨大作用。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旨在纠正南宋学府中谋官逐利、不务实学、追求享乐的不良风气，明示教育的目的不是只为科举取士，最重要的是端正伦理道德，先教“五伦”，掌握做人规矩；再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培养学生博学笃行，做讲仁爱、重民本、崇礼义、知廉耻和俭约自守、心怀家国、知行统一的经世之才。朱熹为岳麓书院题写书院学训“忠孝廉节”，对经世之才的意涵做了精辟诠释，昭示了“有教无类”归根结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自南宋起，《白鹿洞书院揭示》被立为办学指南，岳麓学训成为中国各类学府的立训先声，讲的都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立德为先”的书院教育，锻造了层出不穷的治国栋梁。仅明清时期，与福建书院教育相关的代表性杰出人物就有俞大猷、郑成功、林则徐、梁章钜、左宗棠等民族英雄和顾宪成、黄道周、张伯行、蔡世远、沈葆桢、陈宝琛、林纾等仁人志士，他们护国济民，功昭千秋。

（三）

斗转星移，社会巨变，当下的书院发展也必然出现新情况。形态上，有修旧和重建的，也有属于新建的；内涵上，有的讲习典籍，有的鉴赏文物或演绎古装，也有是文艺沙龙或开展书画器乐礼仪等培训，“书院”牌匾随处可见。书院是华夏先民的精神家园，当代人正唤醒其美好的历史记忆。但面对“书院热”，也必须提出“书院复兴何处去”的现实命题。就是说，当代书院究竟要怎么办？其与书院传统应有怎样的关联？这需要党政部门因势利导，使之行于正道。

书院属传统文化，其复兴的目的是传承“优秀传统”。弘扬“立德为先”“忠孝廉节”的思想，赋予其时代特征，应当是书院复兴的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书院复兴，把握方向，率先垂范。他多次考察书院，并引用朱熹知漳州时题写的书院门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告诫党员干部要心胸开阔，志存高远，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书院复兴，应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灵魂，“继承传统”与“转化创新”融通并进。“继承传统”，就要专下心来，循序渐进地研习一些反映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学和理学的代表性著述，选读一些其他百家学说的优秀典籍，通晓书院的发展史及其精华之所在。进而，从三个方面推动“转化创新”：一是研习传统文化著述典籍同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领悟其间的一脉相承和时代内涵。二是古典教学同普及现代中外文明、科技知识相结合，扩展胸襟，海纳百川，激发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热情。三是传授护国济民思想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结合，落实在凸显“人民至上”和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统一的行动之中。

还必须指出的是，“继承传统”和“转化创新”，都应当细化项目和可操作，使书院复兴具体化。